红高粱与张世家

  《红高粱》是我的作品,张世家是我的朋友,《红高粱》和张世家之间有联系。
  

1983年春节期间,我回高密东北乡探亲时,曾经跟张世家喝过一次酒。那时我已经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的十几篇作品,虽然口头上不说,心里边还是沾沾自喜的。那时张世家还在乡政府当他的报道员,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盘上也算个名人。我去找他喝酒,有探望当年的棉花加工厂老工友的意思,也有到他面前卖弄一番、讨回些面子的意思。因为当年我们俩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受虚荣心的支配,我明明小学都没毕业,但对人却说自己是初中毕业,我小学时的同学有的是张世家高中时的同学,张世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底细,就当着许多人的面揭穿了我,使我有点儿无地自容。

张世家在高密东北乡当报道员时有个外号叫张tao,我不知道这个字该怎样写,只好用拼音代替。这个字的意思在我们那儿就是胡吹瞎说的意思,但又不是指撒谎造谣。这个字所指的行为还多少有一点可爱,老人说小孩子信口开河就是tao。叫张世家张tao,主要是指他干的工作就是tao的工作。那时候每个乡镇、每个机关、企业里都养着一个或几个,专门写文章,向大报小报和广播电台投稿,望风捕影地、添油加醋地、拔高夸大地报道当地的新人新事和干部的政绩。据说这种tao文,对干部的升迁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些tao们在领导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

张世家在高密东北乡当tao时,他自己心里也是沾沾自喜的。批判tao业,那是后话。就在我去找他喝酒的前几天,还听说一件关于他的事。过春节我们村里杀猪,张世家拿着乡里发给他的一张猪下货票,找到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说:老郭,给我弄套下货。支部书记瞪着眼说:你是谁,来这里要下货?张世家说我是张世家,我有乡里发给的下货票!支部书记说:你个张tao!回家吃你的下货票去吧!支部书记把顶了张tao当成一大光荣满村宣传。我跟张世家一起喝酒时把我们村支部书记的话对他学说,他有点生气地说:这个狗东西,什么时候用小品文品他一下。

我们在一起喝着高粱酒。我自吹自擂把发表过的作品一篇篇地说给他听。他嘴里对我连声称赞,但脸上分明是不屑一顾的神情。我知道他的心里根本不服我的气。果然,酒至半酣,醉意遮着脸,他大声说:“算了,伙计,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呀,根本就不行,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

我不服气地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好写的?我不是不想写,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

张世家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他就是公婆庙村的人,好像他的一个亲属也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

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埋上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了日本鬼子四十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零三口,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当时,我并没感到这个故事有多么精彩,但脑子里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好又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张世家村子里发生过、张世家亲口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然后就给了《人民文学》。又是春节,我在高密休假,又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我想去找张世家向他报告好消息,但乡政府的人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说他去了高密南关,投奔农民企业家王建章去了。

《红高粱》的发表,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不久,张艺谋到军艺找到我,说是要将《红高粱》改成电影。我听了自然很高兴,什么条件也没提就答应了。我相信我是张艺谋碰到的最好合作的小说作者。我相信直到现在我也是最不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的作者。这种处处替别人着想、永远以善意待人、信任别人、忠于朋友的处事态度,在张世家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这也是高密东北乡人的天性。我跟张世家几十年的友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张艺谋的《红高粱》剧组到高密拍摄时,我找到当时已在南关采暖设备厂担任政工科长的张世家,让他找了一辆车,陪着我回了一趟高密东北乡。我们找到了孙家口村的党支部书记,让他动员农民,把为剧组种的高粱好好管理一下,施施肥、浇浇水什么的。当时天气大旱,那些高粱长得很差,与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高粱相差甚远。张世家对那个书记说:你小子别一头钻到钱眼儿里,把眼光放长远点,这部电影,肯定会在国际上得大奖。电影得了大奖,我们高密东北乡得到的声誉无论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从支部书记家出来,天就下起了雨,张世家仰脸看着天,比我还要高兴。他说:下吧,下吧,下大雨,长高粱,拍电影。

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张世家就没有《红高粱》呢?我想还是不能这样说。但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tao办里喝那次酒,埋下了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写了《红高粱》之后,在张世家的引领下,我跟县里的头头脑脑开始接触,然后才有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梦》等文。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文章也是tao文,但在当时,对宣传高密、提高高密的知名度,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一些朋友说我:好像《人民日报》是你们《高密县报》似的!的确,《人民日报》在一年多点的时间内,用三个整版,连续发表关于高密县的报告文学,这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的,我就不好说了。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在那三篇文章里提到的人物,有的已经被时代洪流淘汰,有的还在继续弄潮,按说这也是正常的,我似乎也没有必要过多自责。回头想想改革开放之初那些风云人物,还有几个能站得住脚呢?可见所有的人物最终都是历史人物,只不过有的挺得时间短一些,这也与文坛相类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

随着改革开放之初那批农民企业家的逐渐淡出舞台,新一代的人物粉墨登场,张世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的。所谓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社会的独特产物,它产生的基础是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说句我认为的实话,工农之间的差别,更不用说干部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亚于大多数地主和贫农的差别,刘文采、牟二黑子那种大地主另当别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身有残疾的工人,完全可能娶一个漂亮健康的农村姑娘,但很多漂亮健康的农村小伙子却要打光棍。地主和贫农的主要差别还是在经济上,但农民和工人的差别不仅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不平等。当然,理论上肯定不是这种说法,这就像共产主义理论非常美好,但依照着这美好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大多并不美好。在企业家前面还要加上“农民”二字,这其中的奥妙和深厚的历史背景,该明白的人不说也明白,不明白的人怎么说也不可能真正明白。中国依靠农民得到胜利,但胜利之后却并不依赖农民。毛泽东五十年代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难道工人就不需要教育了吗?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把城里的孩子往乡下赶时,又说让他们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几年的工夫就把那么落后的农民再教育好了?难道刚刚还在受着工人阶级教育的农民转过头来就能教育城里下来的孩子,工人阶级的孩子,还需要落后的农民来教育?这些事我从来就没有想明白过。

实际上,解放之后,等级制度存在,但等级观念更强。工人、干部吃的是铁杆庄稼,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劳保,生了病公费医疗。这些特权,让他们得意洋洋,也让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村青年羡慕不已。我与张世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时,暂时地脱离了农村,但又不是吃商品粮的,这种状态,更让我们把吃上商品粮、当上正式工人当成了自己的梦想。

到了80年代末,大批的农民企业家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亚于、甚至超出了工人。但在观念上,工人、干部、城里人,还是瞧不起农民。人们还是想端一个铁饭碗。1990年时,张世家和我曲折地表达过他的愿望,想让我帮他活动一下,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我的心里边,也认为农民企业搞得再红火,好像都是一时的热闹,真正保险的,还是国营企业。1993年时,我还为妻女的户口事费尽心思。1995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军事文学的讨论会,一个部队的老作家,还在会上痛斥铁道部和民航,骂他们竟然将软卧票和飞机票卖给发了财的个体户。这个自诩为“老革命”的人,竟然说: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他们竟然也坐上了软卧、飞机!他的发言竟然还赢得了一大片掌声。在这个发言的“老革命”和鼓掌的人们心目中,对这些富起来的农民,充满了鄙视和嫉妒。但也只能是发发牢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富起来的农民,该坐软卧还是坐软卧,该坐飞机还是坐飞机。

我和张世家都有一个为农民企业家摇旗呐喊的阶段,但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民企业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变成了昨日黄花。农民企业家这个响亮的称号,这个含义深长、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号,渐渐地走进了历史。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企业家脱毛换羽,适应了形势,生存了下来,但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企业家了。实际上,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生活中,残酷的竞争并不因为你是个出身农民的企业家就对你特别温柔,也并不因为你是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家就对你特别垂青。大家面对的都是市场,谁的产品物美价廉、适销对路,谁的产品领先潮流、填补空白,谁就发财,谁就发展,反之就走向死亡。

张世家现在是天达药业的董事长,这个几年前还在为农村户口烦恼的人,麾下却聚集了一批自愿砸破“铁饭碗”的大学生、硕士生。他领导的天达药业已经成为高密市的纳税大户。他手下的员工工资是高密市最高的。他向国家纳税,他为老百姓创造了就业机会,他生产的产品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他就是一个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优秀公民。他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已经无所谓了。他是科级还是处级已经无所谓了。他的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无所谓了。共产党一直在说干部是老百姓的勤务员或者说是公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只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只有当所有的老百姓意识到自己纳税养活了干部时,干部才可能变成老百姓的勤务员或者公仆。当你成为一个纳税大户时,干部们就会上门为你服务。这种关系,才是正常的关系。当你有可能成为一个纳税大户暂时还没成为纳税大户时,干部就主动上门为你服务,这种关系就是更加正常的关系了。

张世家不是神,在智力上也不是天才,作为他的朋友,我比较清楚他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过程。如上所述,他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观念。但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不断地否定自己,就像一条不断褪皮的蛇。蛇不褪皮永远是条虫,不断地褪皮就变成了龙。

在前几年,张世家从我这里获得“新思想”;近些年来,是我从张世家那里接受新观念。我从锐意进取渐入颓唐之境,张世家却一直跌跌撞撞地奋勇前进。现在,他的耳边已经不乏赞誉之词,他的面前已经常有人献上鲜花,但我知道他的日子一点不比过去轻松,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企业家就像一只永远吃不饱的狼,他的双眼闪闪发光,盯着市场。

我想,企业家仅仅像一只饿狼还远远不够,他还应该像鹰一样飞得很高,看得很远。当然狼也好,鹰也好,都是有缺陷的比喻,真正的企业家其实就是有准备的、善于抓住机遇的头脑。

近年来,我跟张世家在一起时,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回忆起当年吃糠咽菜的情景,回忆起在极左路线统治下饱受压抑的心态,回忆起在棉花加工厂抬大篓子时的艰辛……我们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吃了一些苦,但我们毕竟赶上了施展抱负、表现才华的机会;正因为我们吃过一些苦,所以我们才格外珍惜眼前的一切:挫折与成功,幸福与痛苦……

  文章作者:莫言

来源:《高密莫言研究》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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